年近九旬的长沙娭毑：我的挚爱，永远留在了新疆…

1952年，刚刚解放不久，那年我16岁，是长沙纺织厂的一名缝纫工人。

我的父母共生育了11个孩子，都住在乡下，我独自一人在长沙务工，租佃着房子。

那天，我从工友口中晓得国家要招人去新疆建设兵团参军。“新疆这个地方，一听就好玩！”我跟周围的人说。16岁，爱玩是天性，我想都没想就跟着工友们去报了名。

报了名后，我才晓得还要“考试”，每人发一张卷子，要求我们填写姓名、年龄、家庭情况、工作单位的信息等等，填完了就再回去等。我们都蛮希望自己可以“考”上。

等了几天，来了个人找我，他通知我被选上了。那时，我还没有告诉父母这件事，就自己回去准备了被褥，打好了被包，非常懵懂和冲动地跟着他们去了集合的地方。

一到集合的地方，我就傻了：乌泱泱百把号人被分配在一个房间里，都是长沙妹子，大家睡着大通铺，操着一样的口音，都在聊着新疆。

1952年2月8日，我们从长沙出发，坐汽车到武汉，再从武汉上了渡船。

西北干旱，水路少，陆路多，我下了轮渡，又转乘汽车。车往西北内陆开，第一站就是西安，在这里我们才穿上梦寐以求的军装。

往西走，就到了甘肃，白天路途遥远，尘沙漫天，到了晚上，我们就下车到村寨的马房里，用些干草垫着睡觉。

到了新疆境内，等过了吐鲁番的火焰山，我们才能在当地的饭店吃饭。

西北有一种蘸酱的馍馍深受大家喜欢，我们常常把酱吃了，馍还没吃完，一众人拿着干馍馍啃着，心里想的却是那口酱，同行的姐妹就叫我：“你再要点酱过来。”我偷偷摸摸溜到后厨，看到一大罐酱就摆在那里，一掀开盖，酱缸里竟生满了蛆虫，把我吓得不行。但为了捉弄姐妹们，我还是盛了些许，待她们吃完，我才带着她们来看后厨，突然打开生蛆的蘸酱罐子，她们扶着墙吐了好久，我却在一边大笑。

我也成了车队姐妹口中最调皮的那个。就这样，车子到了乌鲁木齐。

“小调皮”有小脾气

但样样都搞得

天山常年积雪，5月的乌鲁木齐还是很寒冷，一眼望去都是土砖砌的房子，想上厕所还得自己去外头刨坑。夜里，我和姐妹常约着一起去，我一看远处有星光点点，好似灯笼，就号召大家往那边走。“宝崽诶！那是老虎！”一位姐妹指着“灯笼”说道，吓得我们赶紧往回跑。

那时，到了夜里睡觉，我就想家。我一有脾气，早上就爱睡懒觉，故意不起床。一天早晨，领导来叫我：“人家都起床克！你怎么不起克！”我便答道：“来的时候说了有电灯、电话，现在我鞋都没有，我不起克！我要回克！”

嘴硬却也心软，辗转反侧中，我一边想回家，一边又迫不及待想要投入到工作中。

起初我被分配在水磨沟的七一纺织厂，在厂里，我是出了名喜欢和姐妹们打闹。

有一天，有个军人来找我。“那个小调皮在哪里？”他喊道，我应了他，他说领导让我去学习“会统计”，是一些算术统计方法。

我脑子灵，但就是不爱读书，于是我跟领导诉苦。领导知道后就安排了一位同行的、有文化的姐妹跟我一起，帮助我学习。

经过一段时间后，纺织局的领导来考察，看到我练习的样子，居然都夸起了我：“你看，这个‘小调皮’没读过什么书，但是样样都搞得！”

不久后，一位姓何的科长就把我调到了纺织局。

见我学过“会统计”，他让我负责印盖，还管着五个食堂，其中还包括一个专门的回族食堂，回族同胞口味不同，要统筹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食堂的北方厨师起初不太会烹饪，把南瓜劈成一半一半用水去蒸，蒸出来索然无味，我就告诉他们把南瓜切碎，放点水煮，加点糖更好吃。厨师按照我的方法，工友们都叫好。

工作进入了正轨，闲暇时，我们还开展了很多文体活动，部队里见我身材高大，就让我到乒乓球、排球、篮球队里打球，我们职工间时常开展比赛，时常打得面红耳赤的，都想赢。

不少的维吾尔族、回族职工都跟我关系非常好，他们不懂汉语，教我说维吾尔语，到现在我都还记得说几句。

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我的生命中出现了另一个人，我的爱人李永昶。

那时，他是一名喀什边防战士，在宝鸡参的军。在长沙时，我们就是邻居，我记得他还背过我，我的哥哥和他同岁，也是老相识了。

1957年前后，他来到乌鲁木齐学习。我哥哥跟他写信，拜托他来看看我。

从那以后，他就经常来找我，有时约我去天山脚下的草原骑马。我不会，他就手把着手耐心地教我，怕我无聊，还拿些气球打枪给我解闷。再后来，我们恋爱了。

1958年，我们在新疆结了婚，还分到了房子，他因为是边防军，一直驻扎在新疆边境，掌管着储备枪炮的仓库，谁承想，他最终也牺牲在新疆。

结婚两年后，我生下了老大，思乡之情更甚，便考虑带着孩子转业回家。听闻长沙裕湘纱厂正好缺少工人，我就放弃了那时在新疆114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带着大女儿回到了家乡长沙。

就这样，我们夫妻两人，一个在天山脚下，一个在湘江水旁。

1972年，部队里发来电报，说李永昶病危，部队正把他从新疆送去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抢救，让我速去北京。

这是我跟我丈夫的最后一面。

1971年5月，那时中苏关系紧张。我丈夫奉命在靠近蒙古和苏联的边境设卡，在一次对峙中，苏军的武器击中了他。抢救过来后本以为逃过一劫，谁知一年后，他还是因胃部感染而离世了。

他的追悼会也是在新疆办的，天山最终成了他的归宿。

爱人去世后，当时组织上考虑到我军人转业的状况，在工资的基础上，还给予我了一份部队工资。慢慢地，国家富强了，我的退休工资、养老金也都涨起来了。

如今我已经老了，养育了三个儿女，安享晚年。偶尔我也会翻开照片，看着新疆的情景，看着爱人的容貌，也会回想起当年一起奋斗的时光。

记者手记：

让她津津乐道的

是趣事而非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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