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岁拔光所有牙齿，行医67载，她是我国的肝炎“克星”
来源：李砍柴（ID：likanchai2021）
“菊清独占风霜骨，梅白偏宜雪月天。”
她如菊淡泊名利，如梅坚贞不屈，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
她就是陈菊梅。
7月28日是世界肝炎日，我们一起来缅怀这位，一辈子致力于摘掉我国“肝炎大国”的帽子的传染病专家陈菊梅。
穿上白大褂看责任，脱下白大褂看医品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肝炎防治领域几乎一片空白，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物，每年因肝炎死亡的人数高达60万，遂被扣上“肝炎大国”的帽子。
作为留苏回国的第一批医学博士，而立之年的陈菊梅成为我国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拓荒人”，也担当起摘掉我国“肝炎大国”帽子的重任。
1958年底，她被调往解放军三〇二医院，开始了长达58年，与传染病斗争的岁月。
作为当时全军唯一的传染病专科医院，三〇二医院被人们视为“病毒窝子”，附近的居民路过全都忌讳地绕道走，然而年轻的陈菊梅就那么一头扎了进去。
可是，当时的医疗水平无法监测肝炎病毒，只能以转氨酶指数为乙肝病情好转的判断指标，也没有多少前人的可寻之迹，只能依靠临床积累和反复试验。
一分一毫都不能错！于是，陈菊梅开始跟进大量的肝炎患者，争分夺秒泡在实验室研制药物，一刻也不敢耽误。
在一次随医疗队奔赴黄龙支援时，由于食物严重匮乏，导致营养不足，再加上长期劳累导致免疫力下降，陈菊梅的身体出现了状况。
先是扁桃体发炎，后又患上肾炎，甚至出现尿血症状。她不当事地吃了点儿药，就又扎进了工作岗位上。
然而她越是不想理会这些亚健康的信号，病痛就越发反复地折磨着她。
为了不让反复发作的炎症影响科研任务，陈菊梅这个“狠人”竟然想到个“一劳永逸”的办法：把几个容易引发炎症的器官全部摘除！
于是在1972年，陈菊梅先后主动请求割掉了健康的扁桃体、阑尾，还恳请同院的医生将她嘴里的牙齿一颗不剩地拔光。
要知道，扁桃体等器官并不是一无是处，失去了这道屏障，病毒和细菌会直接攻击到身体。
这种割舍和牺牲，带给家人的是心疼，带给同事的是震撼，但是更多的却是不理解。
“太疯了”“太拼了”“至于么”……
那些或宣之于口或默默腹诽的争论，都挡不住陈菊梅心无旁骛、投身研究的决心。
她有着最坚定的信念和最强大的内心，要投身中国的医学事业，所以，身体亦是身外之物。
那一年，她刚满47岁，就摘掉了所有容易引发炎症的器官，戴上了满口假牙。
她说：“只要能摘掉我国'肝炎大国'的帽子，即使摘掉我身体的全部器官，我也愿意！”
次年，她跟进的一位肝炎老病友，第八次因转氨酶升高住院，引起了陈菊梅的重视。
经反复核实这位病友的用药习惯，她找到了规律：每次服用某安眠药，转氨酶就会降低；不服用，转氨酶又回升。
陈菊梅如获至宝：“您吃的是什么牌子的安眠药，能给我看一下吗？”
取得病友应允，她要来几粒安眠药和说明书，立即奔到实验室。曾经做了几十年都没有成功的研究，这次用了仅仅两周时间，成功了！
原来，之前她曾经听说过“五味子”能降低转氨酶，她试过煎熟服用的方法，但未见效。
这次在安眠药配方里，再次看见“五味子”时，她敏锐地察觉到，可能是之前的熬制方法不对。
随后，她将“五味子”的熬制方法改良，收获了令人惊喜的试用效果。
紧接着，陈菊梅给新药取名为“肝得安”，并很快在三〇二医院的280多名肝炎患者身上使用，药效得到越来越多的证实。
有了效果之后，她将研究成果发表在《新医药学》杂志上，引起国内外医学界高度重视，陈菊梅也成为了国内当之无愧的降酶第一人。
此后，我国抗肝炎界进入划时代的新研究阶段，“六味五灵片”“复方鳖甲软肝片”等数十种国家级传染病治疗新药，使数以万计的传染病患者重获了新生。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反复印证，无数次枯燥地研究，陈菊梅终于得偿所愿！
与传染病打交道，是一项长期而艰难的工作。
传染病的病毒会不断变异，所以，传染病领域难有一劳永逸的成功，只有反复地突破再突破。
来不及喘口气歇一下，陈菊梅就赶上了流行性乙型脑炎的大爆发，跟肝炎的情况类似，当时临床上并没有疗效确切的药物。
陈菊梅当机立断，将医院的会议室改为实验室，创建了全军首个临床乙脑实验室，带领本科室医务人员，进行高密度的物理、化学和动物实验。
经过两年多的试验，陈菊梅和她的团队先后取得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获得军队科技技术二等奖2项，为攻克乙型脑炎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能者多劳，智者多担，仁者多忧。
摆在传染病学专家面前的，永远没有终点，只有一个又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61岁那年，陈菊梅再次临危受命，接下了降低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的病死率的任务。当时慢重肝病的死亡率高达85%，面对这类患者，一般的医院都不敢收治。
陈菊梅牵头医疗小分队，一手抓科研实验，对70多例尸体进行解剖、化验，将中西医药物融合制药反复用小白鼠试验；一手抓临床，观察、分析和治疗600多例慢重肝患者。
最终，陈菊梅不仅研制出有效的用药标准，还重新拟定我国慢重肝早期预防和诊断标准，先后发表150篇学术论文，在我国的肝炎传染病史上，划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她创造了让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死亡率，由85%降至38%的医学奇迹。
一株济世草，一颗报国心。一个个奇迹背后是她对国家、对医学的一片赤诚。
2003年2月“非典”时期，谁也没有想到，已经78岁的陈菊梅，再次主动请缨，做了一个毫不畏惧的逆行者。
面对病源和病理都不清晰的“劲敌”，陈菊梅连夜翻阅大量资料，别人不敢面对的患者，她亲自上！
一个个病患询问记录过去，手把手对病毒进行即时的采样检测。
要知道，当时民众的恐慌程度，已经是谈“典”色变，家家户户都飘溢着浓重的醋味，板蓝根脱销到断货。
因为对病毒一无所知，所以大家总觉得要做点儿什么才能有安全感。
除了不怕感染的研究，陈菊梅更担起了“稳定民心”的作用。
在经过反复研究和验证后，她第一个接受中央电视台的访谈，传播关于“非典防治”的注意事项和防范措施，给全国上下的恐慌情绪注入了一剂镇定剂。
随后，她又协同科室，连续作战两天两夜，主编了全国第一本《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在专业杂志上开辟非典专栏，宣传非典防治知识。
她还走进非典病例隔离房，主持了北京地区第一次非典患者的专家会议……
做得了研究，出得了成果，摆得正位置。这个心中有大爱的医生，生动地给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医者仁心”。
屡获军功、屡摘荣誉……可是，她却忙到没时间去领奖。
在防治传染病的战场上，陈菊梅称自己是“一名战士”，时刻准备战斗，随时准备冲锋。5年后，汶川地震的医疗队里，依然有她白发苍苍的身影……
83岁的陈菊梅奔赴在赈灾一线，给予了救援士兵莫大的精神鼓励。一位集团军军长激动地对陈菊梅说：“我们要向你学习，你那么大岁数，还跑到一线来。”
陈菊梅只是笑笑说：“我也是一名战士啊！国家需要我，我就在。群众需要我，我就在。”
可是，岁月没有格外优待这位舍生忘死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陈菊梅饱受帕金森的折磨。
84岁高龄的她，拖着行动不便的右脚，仍雷打不动地出诊坐诊。
她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大摞工作日记本。本子里详细记录着患者的病情、患病时间、用药情况、出院时间，甚至每次检查的各项指标，她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能干动就一直干着，到干不动为止。”陈菊梅说。
陈菊梅觉得，披上白大褂，才身得其所。
直到92岁，她再也拿不起她心爱的听诊器了。
躺在病床上，她没时间、没心思想自己疼不疼、难不难受，她一心惦记的还是病患，是传染病科研的进展情况……
人若菊雅，品胜梅香。
行医67载，陈菊梅一辈子都在与病毒和细菌较量，她准确诊断并攻克了近60种感染性疾病，救治患者达数10万人。
去年的11月5日，96岁的“救命奶奶”陈菊梅，悄然离世。
按照生前遗愿，她的遗体捐赠给了首都医科大学作医学研究。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像陈菊梅一样的前辈们，愿意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大爱，无私忘我地去付出。
或许，我们不用让自己去理解，我们要做的，是感恩，是铭记。
是在有可能失望、痛苦，或者坚持不下去的瞬间，想起有那么一些人，把自己像蜡烛一样燃烧殆尽，只为给前方燃起一丝微光。
这个世界，感恩有您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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