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很多人在阅读中文版外国书籍时，经常会忽略了书籍背后默默的奉献人——翻译者，其实翻译不仅深刻影响着读者对原著的理解，而且非常考验译者的综合素养。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获奖作品和获奖者是：《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许小凡、《奥麦罗斯》杨文铁军、《我的孩子们》陈方、《小说周边》竺祖慈、《风的作品之目录》薛庆国。就“翻译的挑战性”及“对翻译的理解”的问题，五位获奖者分享了他们的想法。《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译者许小凡：翻译是有挑战的，解决这些挑战也是快乐的。
许小凡，青年译者，文学博士，关注英语现代主义文学和现当代诗歌研究。许小凡：是有挑战的，解决这些挑战也是快乐的。挑战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长，像长跑。同时，风格的层面也有挑战。高度文学化的表达比比皆是，需要准确地理解，同时，我的目的是尽可能地让自己变得透明，让原文的光芒透过来，尽可能地动用最贴切的中文词汇、表达和句法，让原文的风格在中文里得到模拟。当然，原文的风格也很多元，各种引文都有各自不同的语气，也希望这些比较微妙的不同能够反映在译文中。许小凡：传记中诗歌作品的翻译也比较费功夫。戈登援引的不少早期少作、残章、草稿和诸如《波洛王》系列等比较俚俗的狎亵诗是以前没有译本的，艾略特的母亲夏洛特的宗教诗也从来没有被翻译过。夏洛特的宗教诗体现了一种“布道者的力量”，其中高昂的激辩和沉痛的讽刺部分地被艾略特继承了下来，但总的来说不管是诗的说教性还是形式严整的用韵，都基本属于19世纪的情感结构与方法，跟艾略特本人还是很不一样。《奥麦罗斯》译者杨铁军：交流本来就是“误读”的过程，而“误读”本身也是交流，是碰撞。杨铁军，原籍山西，诗人。2019年9月20日，凭《奥麦罗斯》获第4届袁可嘉诗歌奖翻译奖。 Q ：近些年，越来越多优秀西方诗歌经翻译后走进了中国大众的视野，也有优秀中文诗歌被翻译成外语后走出国门。如何看待诗歌作品在推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作用？杨铁军：西方诗歌翻译成中文已经不少了，对西方诗歌的译介历史也很早。事实上，汉语新诗的发展史离不开近代以来中国几代诗人对西方诗歌的译介，西方诗歌几乎可以算是中国新诗的活水源头。杨铁军：西方对中国诗歌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古典诗歌的阶段。当代优秀的中国诗歌几乎没有在西方得到任何意义上的认真对待。西方对中国当代诗歌的接受往往是话题性的，关注的是社会层面的东西，而不是当作文学艺术来接受。杨铁军：交流本来就是“误读”的过程，而“误读”本身也是交流，是碰撞。西方有自己关心的社会问题，所以会连带关心中国的种种诗歌现象，以支撑他们的理论和认识框架。同样，从前“病急乱投医”，“泥沙俱下”，什么都拿过来，但最终，经过沉淀，人们也会“扶正”对西方的误读。杨铁军：交流就是一切。做诗歌翻译也是这种交流或“误读”的动态过程的一部分。我们一定不要觉得交流是试管里的受控化学反应，不必对“失控”大惊小怪。最重要的是保持耐心，立足自己，只有写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才有被另一种文化的耳朵更好地、更有效听到的可能。《我的孩子们》译者陈方：喜欢与每一位我翻译的作家进行“对话”陈方，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教授，出版专著《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研究》《俄罗斯文学的“第二性”》，译著《文学肖像》等。获宝钢优秀教师奖，中俄文学外交奖等。Q ：20多年过去了，您在文学翻译的技术层面在不断精进，那么心态和感情上呢，与之前相比，有没有什么变化？陈方：也许谈不上精进，只是积累了一些经验而已。早年翻译时，我会比较拘谨、老实，有点战战兢兢，时常会受到原文句式和表达的影响，现在则稍微放开了一点手脚，努力在作者风格和译者自由间寻找平衡，力争更好地把握翻译中的分寸感。如果说最开始斗胆做起翻译是一种偶然和幸运——《世界文学》至今都是我心目中最有文学品位的杂志，与“初心”、人生规划并无太大关系，那么现在，我觉得这种偶然已经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一如既往地喜欢翻译，享受把俄语转换成汉语时的那份奇妙感受。Q ：很多译者都曾经表达过翻译是一项寂寞的事业，甘苦自知。对您来说，文学翻译最让您热爱之处是什么？陈方：人或许都有一点分享的愿望吧，发现好的作家和作品，让更多人去了解和阅读，就如同你在完成一桩“善举”，你会有一点成就感，分享也能带来快乐。另外，我也愿意通过翻译去细读、揣摩文字——虽然这在当下的语境中非常奢侈。我喜欢与每一位我翻译的作家进行“对话”。陈方：文学翻译的困难和挑战很多，从翻译本身来说，比如你要保持你的外语和汉语水平，保持对语言的敏感，对语言之外的社会文化语境要有所把握；从另一方面来说，翻译是很耗时间的，你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每个人遇到的挑战不一样，对我来说，时间是最大问题，我干活儿比较慢，工作和生活中需要关注的事情又比较多，时常感到时间不够用。《小说周边》译者竺祖慈：译一本好看的推理小说新作是我的愿望竺祖慈，生于1949年，祖籍宁波，资深日本文学编辑、译者。历任江苏人民出版社《译林》编辑部编辑、译林出版社副社长兼《译林》杂志主编。Q ：您在书中做了200多条译注，为什么要做这么多译注？竺祖慈：由于本书内容涉猎范围较广，为了有助于读者阅读理解，凡是考虑到大多数读者可能不太了解的概念，我都做了译注，尽量给读者省点麻烦。这200多条译注，内容涉及日本历史和古典文学、日本现当代流行文化、中国古典、西方文学文化等。其中涉及中国古典文学的如《耿湋的〈秋日〉》，我在译注中还对作者的误述做了修正。竺祖慈：现在我们在翻译当中碰到的问题，都可以借助互联网而能比较方便地解决，所以这些年我看到前辈译者的一些译文当中有些地方现在看来翻译不够确切，其实还是因为没有任何译者能不借助资料的查询解决一切问题，可当时的工具书却又远不够用，在这一点上我们比前人方便和幸运得多，所以我觉得后人如果再译前人译过的东西，总应该比前人有所进步。何况我译完初稿之后查对别人的译本，也会发现自己有译错的地方，所以重译本理应比前译本少犯理解上的错误。竺祖慈：我目前已经完成了手上所有的约译工作，处于休整阶段，也不希望再做重译，而希望像《小说周边》那样提供一点首译本，多点成就感。译一本好看的推理小说新作是我目前心里的一个愿望。我想我译推理的话，一定不会把全书看一遍再译，而是边看边译，不让自己接受剧透，以极大的好奇心刺激自己的翻译欲望，享受阅读和译作的双重快乐。薛庆国，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分会副会长。主要从事阿拉伯现代文学等领域的研究。其翻译的纪伯伦、阿多尼斯等现当代阿拉伯文学大师作品深受中国读者欢迎。曾获卡塔尔国“谢赫哈马德翻译与国际谅解奖”。薛庆国：好的翻译，要兼顾忠实与浪漫。既忠实于原作，完整保存原作的精神内核，也给它披上优雅、浪漫的中文外衣。薛庆国：我不太愿意用天赋这个词，一个人对于一种语言的把握，和人的直觉是有关系的。这种直觉可能和天赋有关，但是同时也和自己的阅读积累有关，这两者缺一不可。Q ：如何翻译中国特色的文化术语概念？像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道”，用意译还是音译？薛庆国：这比较难。我们用现代汉语去把握“道”，也很难做到百分之百准确。在翻译时，我理解“道”是万物的本源，在阿拉伯语里没有完全对应的词语。对比了9个版本的《道德经》阿拉伯译文之后，我最终选择了音译，同时通过脚注对它作比较详细的解释。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保持可读性并且避免误解的选择。薛庆国：如果说把诗人理解为狭义的诗人，创作诗歌、写诗的诗人，我可能就不是诗人。如果说我真有点才华，我能够在翻译的诗歌中体现，其实也挺满足的。从广义的角度，一个人不满足于物质生活，有一些精神上的追求，致力于发现生活中的诗意，也可视为诗人；这样的话，把自己视为诗人也未尝不可。译如人生，止于至善。（本文来源综合 中国作家网、文艺报、人民网、中国新闻网、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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