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震惊世界的艺术作品破坏事件

1975年，在一次去阿姆斯特丹Stedelijk博物馆参观的行程中，9岁的芭芭拉·维瑟（Barbara Visser）第一次看到美国战后艺术家巴奈特·纽曼（Barnett Newman）的画作《谁害怕红、黄、蓝3》（Who 's Afraid of Red, Yellow and Blue III）。

《谁害怕红、黄、蓝3》

这幅画在观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应，促使他们付诸行动。维瑟一生都在为这幅画斗争，并为此制作了一部名为《恐惧的终结》（The End of Fear）的纪录片。这幅画受到的反应是如此强烈、如此暴力，以至于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彻底震撼了艺术界。

巴奈特·纽曼是个大器晚成的艺术家。他曾经是代课美术老师，然后是美术评论家，然后是艺术家。纽曼直到45岁才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个人展览，很快就成为了一场名为抽象表现主义的新艺术运动事实上的代言人。

巴奈特·纽曼

抽象表现主义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纽约，这场运动产生了杰克逊·波洛克、马克·罗斯科和海伦·弗兰肯塞勒等画家，这些艺术家以大量的色彩、形状和飞溅的颜料而闻名。

和许多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一样，纽曼认为他的作品是对二战恐怖的一种反应。对于纽曼来说，在目睹了大屠杀和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等事件后，想知道一个画家能做些什么，需要忽略所有的艺术史，从头再来。

杰克逊·波洛克的作品

巴奈特·纽曼的作品

他开始创作大型绘画作品，即使以抽象表现主义的标准来看，这些作品也算是大的了，它们常常能填满画廊的整面墙。它们通常只有很少的颜色——通常是一种纯色，被一些竖条纹打破，纽曼称之为“拉链”。

1967年，纽曼完成了后来成为他最大画作之一的《谁害怕红、黄、蓝3》。这是这个系列的第三部，他的名字参考的是《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戏剧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由伊丽莎白·泰勒和理查德·伯顿主演。

芭芭拉·维瑟（Barbara Visser）说，当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Stedelijk Museum）在1969年收购《谁害怕红、黄、蓝3》时，很多人都不喜欢它。

“在那个时候，人们会写很长的信来表达他们有多讨厌这幅画”。

这幅画引发了许多对于抽象艺术至今仍然存在的回应——质疑为什么这构成了艺术，因为似乎每个人都能做到。一位女士甚至表示，这简直让她生病了。

20世纪80年代，这幅画是该博物馆一场名为“大游行”（Grande Parade）的展览的核心展品，展览的目的就是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幅画到底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就是在那一次展览，《谁害怕红、黄、蓝3》的负面观点被带到一个全新的层面。

《谁害怕红、黄、蓝3》的凶手

当这幅画被展出时，一个名叫杰勒德·简·范·布拉德（Gerard Jan van Bladeren）的男子用一把裁纸刀在画布中央切出了一系列长长的斜线，攻击了《谁害怕红、黄、蓝3》。这些斜杠加起来有五十英尺长。

范·布拉德当时31岁，没有工作，和父母住在一起，他自己也是一名画家——尽管不是很成功。他把这种破坏公物的行为看作是一种艺术姿态。他认为这幅画是一种文化挑衅，他的律师为他辩护的主要论点之一是这种挑衅需要回应，而且得到了回应。

纪录片《End of Fear》

范·布拉德被判处5个月监禁，他坚持自己的行为是为了捍卫艺术价值。许多荷兰人同意了，并写信给Stedelijk博物馆。其中一封写道：“这个所谓的破坏者应该被任命为现代博物馆的馆长”，另一封写道：“他做了我们成千上万人都想做的事。”

卡罗尔·曼库西-恩加罗（Carol Mancusi-Ungaro）是艺术保护领域的主要专家之一，是修复现代和当代艺术家作品的技术先驱，并参与了纽曼的几幅画作。她说，在修复画作时，管理员必须遵守一系列规则，首先，你应该尽一切努力不使用任何在未来无法移除或逆转的材料。

如果修复人员在画布上添加颜料，他们希望确保颜料能够溶解并在随后被移除，以防将来需要再次修护作品。修护人员也尽可能多地保存原始材料，只接触需要处理的区域。他们也应该真正研究艺术家，看看他们过去的作品，以了解艺术家想要达到的目的。

考虑到这些规则，Stedelijk几乎给欧洲的每一位艺术品管理员都打了电话。毕加索或伦勃朗作品中繁复的纹理和细节往往有助于掩盖修复工作，但纽曼的油画大部分只是一大片统一的颜色，所以任何修复的迹象都会脱颖而出。 

丹尼尔·高德雷尔（Daniel Goldreyer）是长岛的一名艺术品修复人员，纽曼在世时曾与他一起工作，他说他可以在98%的精确度内修复这幅画。他承诺，当他完成时，斜杠将几乎是无形的。1987年，《谁害怕红、黄、蓝3》被卷起来，放在一个狭窄棺材状的盒子里，庄严地走下博物馆的台阶，运到高德雷尔在纽约的工作室。

终于，四年半后，高德雷尔为这幅画揭幕，当博物馆馆长维姆·比尔伦（Wim Beeren）前来检查他的作品时，上面确实没有了任何伤痕的迹象。《谁害怕红、黄、蓝3》于是回到了阿姆斯特丹。

但是当那幅画重新挂上墙，人们立刻注意到红色的油漆看起来不一样了。它和以前的颜色一样，但以前的红色有一种闪闪发光的质感，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如今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看起来平淡无奇的红色油漆，据修复的批评者说，这种油漆剥夺了这幅画原有的力量。

阿姆斯特丹议会把它送到一个法医实验室，试图找出高德雷尔的做法，他们得出结论说，高德雷尔用油漆滚筒在原画上涂了几层类似于房屋油漆的无色彩丙烯酸涂料。如果分析是正确的，高德雷尔已经把一幅二十世纪的杰作用油漆涂满了整个画布。《谁害怕红、黄、蓝3》再一次被谋杀了！

高德雷尔坚持说，他并没有在画布上平涂，而是用200万个小点精确地画在了红色的部分。尽管法医学反驳了这一说法，但高德雷尔起诉诽谤，博物馆和解了，因为博物馆馆长此前已经签署了修复协议。整个这件事花费了100多万美元，现在博物馆仍然保留着一幅受损的画。

1997年，也就是《谁害怕红、黄、蓝3》被范·布拉德袭击的11年后，他听说《谁害怕红、黄、蓝3》的修复工作搞砸了，于是又回到博物馆打算重新来一遍。

《Cathedra》

但这幅画当时没有展出，于是他找到了纽曼的另一幅作品，一幅中间有白色“拉链”的蓝色大幅画作，名为《Cathedra》，他再一次用裁纸刀对这幅作品进行了切割。在第二次审判中，范·布拉德被宣布精神不健康，并被送往精神病院。

这些特殊的袭击是由精神疾病引起的，但它们也是一段漫长而悲伤的艺术破坏历史的一部分。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是70年代喷涂的；伦勃朗的作品被泼硫酸；米开朗基罗的两座雕塑遭到了锤子的攻击。

《谁怕红、黄、蓝4》

尤其是纽曼的作品，因为反犹太主义的原因，曾数次遭到破坏。纽曼是一名犹太艺术家，《谁怕红、黄、蓝4》（《谁怕红、黄、蓝3》的后续作品）在德国遭到攻击和吐口水，因为攻击者说这幅画和德国国旗很像。

1979年，休斯顿一家博物馆里的纽曼雕塑被喷涂了纳粹万字标志。后来，有人向雕像周围的倒影池里倒了白色油漆，还留下了白人至上主义的传单。

《Cathedra》被袭击后，博物馆不惜一切代价对其进行了修复，画布是用手术缝线和矫正钢丝在一个特制的桌子上缝合的。经过四年的努力，才终于完成。它并不完美——如果你仔细看，你可以看到伤疤，但印象仍然存在。

《Cathedra》后来又开始在Stedelijk展出，但《谁害怕红、黄、蓝3》再也没有出现过。这幅画被存放在郊区的一个仓库里。它在那里等待着，希望有一天，未来的修复人员能撤销先前它所经历的一切，除去颜料层，获得最初的体验——艺术家创造的，仍然沉睡在涂层底下的体验。

时间：1970年

地点：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外

疑犯：激进的活动组织“地下天气”

武器：炸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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